普鸣：古代中国的生死仪式

内容摘要：　事实上若是法厅向行政机关低头，那么不难产生行政机关之漠视法律，与妨碍人民自由之事实。

事实上若是法厅向行政机关低头，那么不难产生行政机关之漠视法律，与妨碍人民自由之事实。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逻辑，凡符合第十二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均属于行政行为。笔者认为，虽然政府采购合同与公共利益并无直接关联，但诸如防汛抗旱、救灾物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政府采购项目实际上与公共利益同样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14]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2016年版，第430页。因此行政机关应当受依法行政原则至少是法律优先原则的约束，不得通过合同协议的方式扩大法定的活动空间。总而言之，行政机关应先行向行政相对人发出具有行政行为效力的履行合同命令，命令其在期限内履行义务。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行政协议制度就无法如法国法一般，一以贯之地将行政法核心主张贯彻到行政协议的制度设计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两种协议与执行中止存在着共性。

然而，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不完整，使得行政协议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17]梁凤云：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和判决规则，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21]江必新、梁凤云：《最高人民法院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本案要件，也称胜诉要件，决定诉是否有理由，当诉有理由时，原告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诉讼请求)才能获得法院支持。因为在这些国家，学理上的起诉要件被反映为提交诉状、诉状载明必要记载事项、交纳诉讼费。具体而言，在诉状缺乏法定的必要签名、当事人未支付诉讼费等情形下，法院有权拒绝送达诉状。而在具体操作方面，诉讼要件的内容应单独规定，且应禁止在立案阶段被审查。

二、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实质意涵 我国立案登记制之官方表述，在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下文简称《暂行规定》)中已初见端倪。非同一事件经终局判决后复行起诉。

[20]不难发现，在拒绝送达的情形中，诉状瑕疵、诉讼费欠缴均与起诉要件呈反面对应关系。在立案程序方面，法国行政诉讼参照民事诉讼处理。由此带来两方面后果：其一，起诉条件高阶化与实质审查封闭化，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当事人的心理上，都使得立案难度上浮。司法作为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以其受案范围可覆盖与处理能力可胜任为前提的。

其次，增设驳回诉状决定及其救济机制。[17]参见[法]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上册)，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另一方面，诉讼要件、本案要件均较起诉要件复杂，前两者的复杂性满足了法院以司法政策限制起诉的需要，[31]造成事实上的立案难。其次，实现低阶化回归后的起诉条件，应为起诉状(或口头起诉笔录)中包含必要记载事项，亦即有明确的当事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而当场无法判定是否立案的情形，则由书记员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以保证在法院对立案不置可否时，当事人可以顺利投诉、越级起诉。而证实理论则认为，所主张的事实必须是论证诉的申请有理由的所有事实。

一般而言，对起诉要件的审查集中表现为诉状审查，即核对诉状中是否写明必要记载事项，例如当事人、诉讼请求及理由是否明确。该文件明确规定法院立案工作采行双轨制：对上诉案件、刑事公诉案件、检察院启动刑事诉讼二审程序的抗诉案件以及本院决定再审、上级法院指令再审和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案件，进行立案登记。

但因《暂行规定》未对立案登记程序加以细化，故而予人一种即使形式审查也不存在的假象。[17]而晚近的通说则认为，案件登记于庭期表便意味着被法院受理，诉讼自庭期表上登记之日起成立。参见张卫平：《起诉难：一个中国问题的思索》，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22]参见[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教技函201326)。易言之，其中的登记完全属于立案审查制下的登记，这在《暂行规定》中已有先例。

经审查决定立案后，再由法院填写立案登记表、发出案件受理通知书。立法者对《决定》所置重的立案登记制可能缺乏足够的信心、充分的思想及技术准备，但又要贯彻中央精神，遂仓促进行了文字上的简单添附。

若从诉讼的整体过程来看，立案登记制的两种模式并不存在审查内容上的差异。另外，依据《规定》第11条，登记立案后，未按期交纳诉讼费将按撤诉处理。

[11]上述纠纷若无立案审查制的过滤，势必会挤占有限的司法资源，使真正需要行政诉讼加以救济者得不到保护。归根结底，新《行政诉讼法》中的登记立案与《决定》所指称的立案登记制实则貌合神离，前者带有实质审查前置与管控思维的明显痕迹，而后者则承载了党和人民将实质审查从立案阶段抽离的美好愿景。

[6] 立法的不足与实践的错位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以下问题：中国式的登记立案与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案登记制有何不同？登记前是否需要审查以及审查的程度如何？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存在哪些不足？现行法中的起诉条件该如何实现向起诉要件的低阶化回归以及诉讼要件、本案要件的正确剥离？诉状审查的相关制度又该如何完善？本文在阐释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实质意涵与应然面向的同时，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这应当成为我国推进立案登记制改革的应然面向。两字之差导致登记的功能全然不同。[8]但正如学者所言，新《行政诉讼法》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三天内通过的，登记立案也是直到草案最终版本才加入。

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摘要:  新《行政诉讼法》第51条规定了立案登记制。

[25]具体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对诉讼请求与事实根据需主张至何种程度才属具体，学理上存在两种观点：具体化理论认为，所主张的事实必须精确地描述法律关系以至于使它能与其他法律关系区别开来。而最终通过的新《行政诉讼法》51条第1款则一反常态，规定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从而披上立案登记制的外衣——登记即立案。

此外，支持者还往往通过批判立案登记制来凸显立案审查制的合理性，例如实行登记立案，滥诉、恶诉即便被裁定不予受理，当事人仍会上诉、申诉，无谓消耗紧缺的司法资源。并且，对一项制度的检验应当更多地关注其常态，宁可耗时、费力也仍抱持侥幸心理起诉的好事者毕竟为少数。

易言之，诉讼费的交纳亦非立案的前提。而有明确的诉讼请求，是指当事人之主张为可辨认的事项，不存在含糊其辞的情形，如诉请法院既撤销又变更行政行为，则不符合起诉状的要求。[28]参见傅郁林：《中国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功能与结构》，载《法学家》2011年第1期。此时，立案并非登记之当然结果。

因为法规范层面的立案审查制逻辑并未改变，照单全收不仅用力过猛，而且由于这是法院在自觉寻求政治正确的过程中作出的创造性解读，自然缺乏规范依据和理论支点。[30]参见汤维建：《立案登记制进入中国司法词典》，载2015年5月14日《人民政协报》第3版。

鉴此，我们认为，驳回诉状决定仅适用于立案阶段，尽管对起诉要件的审查也可能于立案后存续，但彼时将以驳回起诉裁定处理。[6]尽管《决定》未对立案登记制展开论述，但从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表述来看，这项改革的初衷在于解决立案难、保障当事人诉权则是不争的事实。

而避免讼累及成本耗损并无绝对说服力，毕竟这属于保障起诉权的必要支出。一方面，这使得诉的三阶层要件均在缺乏公开性与程序保障的立案阶段被审查，当事人在心理上感到立案难。